文/朱清时

　　3月21日，南方科技大学开课了。45名学生聆听来自香港大学的物理学家唐叔贤讲授应用物理。这是南科大的第一课，也可以说，是国内高等教育改革的第一步。

　　南科大的构想起于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一个雄心：“参照香港科大建校的模式，一步到位地建成一所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。”这是深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。深圳这个人均GDP全国第一的特区城市，需要一所更高标准的大学吸引人才，再造特区的人才优势。所以，深圳市委市政府提出“倾全市之力”办好南科大。

　　恰逢此时，高校改革形成了一个小气候。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）》提出，“建设现代学校制度，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”。这为我接手领衔南科大开创了方向。

　　国务院通过的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~2020）》和《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》将深圳确立为“国家教育综合改革示范区”“省级政府教育统筹综合改革”试点城市，使南科大具备了全国高校改革“试验田”的历史机遇。

　　教育界有些同行私下里替我担心，觉得我未做先言，四处放炮、画饼，还有人揶揄我“给自己挖了个去行政化的大坑”。其实，我不是和哪个人、哪个部门斗争，而是与教育不合理现象斗争，所以会时不时愤怒。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对高等教育的现状有了更加深入的面对，也有了改革的更强决心。所以，我们不避讳“试验田”这样的使命，不觉得它沉重，反觉得它神圣、光荣。

　　香港科大的成功经验在前，更有许多国际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供我们参考。我们提出的教授治校、去行政化，得到了国内外教育界的高度认可，并在广东省和深圳市层面取得了一致共识，新近更得到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的广泛支持。这些观念的核心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。

　　对我的这些主张，外界解读各异，我则反复宣讲。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大学不要行政管理，相反，大学需要很高效的行政管理。大学去行政化的本质是要由学术主导，而不是由行政权力来主导。由行政权力来主导就是谁的官大，谁说了算，由学术主导就是谁有真理谁说了算，大家都服从真理，不分地位。

　　实验班就是自主招生、自授各类学位和文凭的试验。这个实验班有很多无可比拟的优势：中科院院士张景中教授讲授高等数学，中科院院士陈国良教授讲授计算机基础，香港科大李泽湘教授讲授工程创新导论，我主讲创新能力培养课程，香港科大丁学良教授领衔组织设计人文教育课程。为了免除实验班学生的经济负担，本期学生将享受全额奖学金，减免学费，并每年补助每人一万元人民币作生活费。

　　经过与任课教授的共商，我们确立了南科大的书院制。书院是全天候的教学基地，也是睡觉的地方，这颠覆了学生宿舍的概念。教授就住在学生楼上，交流平等自由。我们的目标是实施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全面教育体系。

　　为了保障这个实验班的发展环境，我希望尽快推动两个事情。一是《南方科技大学条例》能获得深圳市人大的通过，成为特区法律，实现依法治校，将行政力量的干预减到最小。二是建立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——理事会，由政府代表、人大代表、社会贤达、学校领导、教授代表、学术代表组成。我相信，这些体制、制度方面的探索，将使得南科大不是一个教改孤例，而是一分宝贵的试验田。

　　我们一路走来，没有碰到红灯，没有碰到绿灯，全都是黄灯。但征途仍可谓漫漫，困难是实实在在的。已经开始执行的《2010年南方科技大学教改实验班自主招生简章》，仍没有获得最高教育主管机关教育部的认定，即南科大仍没有经行政核准的“招生权”。

　　1986年颁布实施至今的《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》对我们构成很多限制，剥夺了大学本应有的“招生”和“授学位”的核心自主权。我一直认为，这是导致中国大学缺乏内在发展活力、高校“千校一面”的桎梏所在。

　　兴办特区的历史经验表明，改革不可能不与旧的规章制度发生冲撞，改革不能一味靠等批复，特区精神就是“敢闯”。特区三十而立、再争潮头之际，南科大正当时。

　　（作者为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、南方科技大学校长）